生猪大县怎么样调解转型

by admin on 2019年5月12日

适度规模养殖推行种养结合浏阳:养殖污染控制住生猪生产“不掉队”

龙游是浙江省有名的畜牧强县,也是全国生猪调出大县,生猪产业几乎占农业总产值的半壁江山。面临生态文明新阶段的“大考”,龙游艰难转型,通过养殖污染的治理和新型产业体系的构建,老产业开始有了新活力。

龙游全县正大力推广“龙珠经验”,已形成3个具有代表性的新型畜牧产业专业合作社,其生猪养殖量占全县七成以上。

为了做到生态养殖,张霞花了40多万元投建了一套小型粪污处理系统。她给记者算了一笔成本账:不算设备购买成本,就算系统日常运行费用,一个月电费就有2400元。虽然这套控污系统按2000头来设计的,但实际上她的养殖场目前年出栏只有700头生猪,如果平均摊算,每个月每头猪的控污运行电费都要近40元。

先“连横”,将各规模猪场组成利益紧密的联合体;再予“合纵”,由联合体向产业链的上下游拓展,将原来分散的种业、养殖、饲料、兽药、屠宰、加工、有机肥生产等各环节紧密联结,形成利益共享、风险共担的新型主体。

在距离该批发市场50公里之外的浏阳市永安镇永和村,养猪大户张强决定过两三天将150头猪出栏销售。目前,他的养猪场存栏有4300头猪,眼看价格微跌,赶紧出栏“消化”,缓解资金压力。

对留下的养殖场所产生的养殖粪污等如何处置?龙游提出:打造种养配套、农牧结合的循环农业,根据地域特点,施以行之有效的“小、中、大”三种循环模式。

据浏阳市环保局介绍,生猪养殖污染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首先是导致空气污浊,如淳口镇金盆岭某公司种猪场规模大、饲养量多,散发出的恶臭气味周围500米内都可闻到;其次是造成水质污染,危及人畜的饮水安全,如官渡镇云山村全体村民喝不上饮用水;其三是破坏土壤环境,个别农户用养殖业污水直接灌溉农田,超过了农田本身的消纳能力,造成富营养化。

一方面,浏阳自身养殖污染压力加大;另一方面,周边区域正在进行一场前所未有的生猪养殖污染治理比赛,特别是地处浏阳河下游的长沙县治污力度、治污成效非同一般,作为浏阳河上游的浏阳市更认为“责无旁贷,非治不可。”

整体推进养殖排泄物资源化利用

新型产业体系提升生猪产业

浙江省龙游县:粪污区域内循环风险全产业分担

苏铁告诉记者,浏阳生猪养殖如今出现三个喜人的变化:“虽然总量略有下降,但发展质量提升,2014年全市出栏196万头生猪;虽然传统养殖散户少了,但规模养殖户多了,规模养殖户占养殖总量的80%以上;虽然单批次生产数量下降了,但单位生产水平提升了,比如原来一年出栏两批次生猪,如今可以出栏3批次了。这样一来,浏阳养猪单位生产水平达到了全国平均水平的2倍,从而确保了近3年生猪产量整体稳定。”

近几年,每年春节之后,是关口街道杨溪湖村养猪大户张霞最难熬的一段时光。2014年4月,猪肉价格罕见地跌到“4字头”,4.9元/斤的出栏价让养猪大户欲哭无泪。

责任编辑:王伟

葛家乡湘天专业合作社是推行“种养平衡”的受益者。该社年出栏生猪500头,还建设了20个蔬菜种植大棚。合作社通过沼液加工处理中心和沼液输送管网,将养殖废水、废弃物通过沼气发酵和沉淀后统一存储,并根据各类蔬菜的营养需求,将沼液制成蔬菜营养液,由管道输送至各个蔬菜大棚,实现肥水一体化灌溉。

编者按:近年来,在生猪养殖业迅速发展的同时,由于布局不合理、种养脱节等原因,部分地区养殖总量超过环境容量,造成污染。而环保滞后、粪污循环利用效率低,也直接妨碍生猪养殖综合效益的提高。

在“龙珠”创始人赵春根看来,通过联合,合作社解决了一家一户办不了的难题,现在一旦生猪价格出现波动,“龙珠”的社员们不仅养殖成本低,肉价还比其他养殖户高,抵御价格波动风险的能力也增强不少。

如此一来,凡是规模猪场能剥离出来的工作,几乎都由合作社统一完成。一来大大减轻了主体的工作压力和养殖风险;二来因为规模效应,养殖成本也大大下降。最重要的是,经联合重组后的“龙珠”,可独立谋划,“抱团”进入屠宰、加工和销售等后端环节,而这正是整条产业链中,获利最高的。

“养殖污染群众信访投诉事件约占环境污染信访投诉总量的40%以上。”浏阳市环保局核实的数字让浏阳市委、市政府主要领导感到震惊。

今年4月,虽然没有出现去年那样的惨状,但张霞原本抱有的希望还是落空了,5.5元/斤出栏价让张霞无论如何都高兴不起来,而这样的低价维持了2个月。即使到了6月,价格有所上涨,但也是在6、7元附近徘徊。好在7、8月份,生猪出栏价稳步上涨,最高时提到了9元/斤。

按照国家《畜禽规模养殖污染防治条例》的要求,各地要治理养殖污染;同时,一些生猪主产区也面临着强势治污态势下如何稳定生猪生产、保障农民增收的任务。请看记者来自湖南省浏阳市和浙江省龙游县的调查。

污染加剧,压力增大,只能适时转型

适度规模、生态养殖,控污同时稳产

经过结构调整,龙游的生猪养殖规模化程度有了大幅提升。但从产业链上看,主体之间依然分散,各行其是。对此,龙游配套走另一条路:建立利益联结机制,构建新型畜牧产业体系。

本报记者 张振中

“小循环”是指同一个业主通过种养结合,将生猪排泄物进行发酵,所产生的沼液直接用于作物施肥灌溉。对业主来说,既解决了污染问题,又增强了土地肥力,化肥投入成本和用工成本还能降不少。这一模式被顺利推广,受到不少农业主体的青睐。

适度规模、生态养殖,浏阳大部分养殖户已经形成了这样的共识,并在不断探索经验。张强创办的裕丰强生态良种扩繁厂经历了发酵床室内养殖、发酵床室外养殖、综合处理等三个阶段,如今养殖1万多头生猪,虽说做不到废水“滴水不漏”,但处理后的废水可以浇灌花木。

9月1日,在湖南省长沙市马王堆农产品批发市场,白条肉的猪肉价格为24元/公斤,这样的价格当天在全国监测城市中排名倒数第三。

成立于2010年的龙珠畜牧专业合作社,是全县首个试水全产业链的主体。合作社实行担保筹资、饲料配送、疫病防治、供种、废弃物处理、肉制品深加工等六个统一服务。

“虽然治污投入大,但我不得不投入,不投入、污染大,连养都养不成了。”面对控制生猪养殖污染高投入的压力与高污染带来的窘境,张霞和其他规模养殖户选择了前者。

在浏阳市畜牧水产局畜牧工作站站长苏铁看来,治理养殖污染与发展生猪生产是“正循环”,不仅有利于农村环境治理等外环境的改善,而且有助于健康养殖等内环境的形成。苏铁认为,就内环境而言,疫病防控好了、栏舍改造好了、粪便废水处理好了,生猪在一种健康的环境中生长,既能养得多、“跑得快”;又能长得好、肉质好。

浏阳市面积占了长沙全市的40%,因此生猪的养殖空间和环境消纳能力相对较强,从2008年以来,浏阳一直稳坐“全国生猪大县”的位子。但时间一长,浏阳既尝到了生猪养殖的甜头,又吃了生猪养殖污染的苦头。

2012年以来,浏阳市委、市政府将畜禽养殖污染治理工作纳入城乡统筹环境同治三年行动工作范畴,明确治理措施,划定了禁养区、控养区、适养区,创新饲养模式,推广种养结合,农牧结合传统生态养殖技术,倡导养殖户利用标准化技术进行生产,推行清洁生产工艺,力争实现养殖生态环境根本性好转。

“猪价下跌,成本上涨,上半年白养了”

“中循环”是指同一个产业园区或村域范围内,不同老板之间所进行的种养业无缝对接。例如,地处小南海镇的箬塘村,经过整治,在村外留有6家规模猪场,一年的排泄物超10万吨。现在,养殖户只需缴纳每吨2元的沼液处理费,由村里负责具体输送和管网维护,农户一个电话,就可免费供应沼液。既解决了养猪户的心头之患,每年还能为全村节约16多万元的农业成本,增加8万元的日常管理收入。

2013年,在省里的部署下,龙游对生猪养殖进行数量调减,规定禁养区内一律不准养猪,限养区内的养殖场则按生态消纳或达标排放标准要求限期整改。另外,龙游还规划了20个高标准的畜禽生态养殖园区,进行统一的防疫指导与规范化管理。养猪准入也从“零门槛”,变成了“高门槛”。

在龙游畜牧局局长林海虎看来,低、小、散的猪场被关停后,虽然生猪数量有所下降,但通过新型产业体系的构建,却使得产业结构得以完善,产业链得以延伸壮大,产业、市场、信息等要素之间的联系也更为紧密,这正是提升生猪产业的必由之路。

“浏阳作为湖南首个生猪标准化养殖建设试点县,不是单纯禁养、一味限养,而是要实行健康养殖,实现规模化发展、质量效益型转变。”浏阳市市长余勋伟说。

“大循环”则是在县域范围内整体推进排泄物资源化利用。龙游的做法是引入第三方机构——浙江开启能源科技有限公司,其主营业务就是收集生猪排泄物为原料,所产沼气并网发电,沼渣则经固液分离,制成有机肥供应种植业。今年二期工程完工后,该公司可定期收集全县规模猪场近60万头生猪的排泄物,效益十分可观。

本报记者 朱海洋

“6.5元/斤出栏价才能做到不亏本,前3个月所赚的钱补后3个月的亏损,因此今年前6个月只能说是维持成本了,上半年白养了,我就指望下半年赚点钱。”在张霞看来,一方面猪价下跌,另一方面成本上升,居高不下的饲料成本、逐年上涨的人工成本,加上控制养殖污染的环保投入成本,这让她透不过气来。

通过适度规模、生态养殖,浏阳逐步建立起“高产、高效、优质、生态、安全”的标准化养殖生产体系。

“出栏越快,污染越少;污染进村子,我就会被村民赶出村子。”作为浏阳养猪协会会长的张强,越来越认清了形势。在湘江、浏阳河沿线展开的一场“禁养、限养”控污比赛中,由于猪场身处浏阳河的附近区域,张强和更多的规模养殖户不得不转型发展:一手抓养殖污染控制,一手抓生猪生产稳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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